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制度史精讲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钱穆先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作的系列演讲合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全书以汉、唐、宋、明、清五代为框架，对中国两千年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剖析。钱穆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精到的学术功力，将复杂的制度演变梳理得清晰明辨，同时提出了许多极具启发性的论断。这本书豆瓣评分高达9.2分，超过八万名读者参与评价，被公认为了解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入门经典。

钱穆写作此书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他深感近世以来，国人对中国传统政治存在诸多误解，动辄以"专制"二字一概而论，忽略了两千年制度演进的复杂性与内在逻辑。他主张以客观、平实的态度审视历史，既承认其中的流弊，也要看到那些值得珍视的宝贵经验。这种理性而温和的历史观，正是此书历久弥新的精神内核。

汉代的宰相与皇权

汉代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开端，其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对后世影响深远。钱穆指出，汉代政治制度最显著的特征是"皇室与政府"的相对分离。皇帝代表皇室，是国家的元首和象征，但日常政务的处理则由以宰相为首的政府负责。宰相是"百官之长"，总揽行政大权，拥有独立的决策和执行能力。这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的滥用，使政治运作保持了相当的理性。

汉代中央政府的组织架构以"三公九卿"为核心。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行政、军事和监察。其中丞相权力最重，是实际上的政府首脑。九卿则分管具体的行政事务，如太常掌宗庙礼仪，光禄勋掌宫廷守卫，卫尉掌宫门屯卫，太仆掌皇帝车马，廷尉掌司法，大鸿胪掌外交，宗正掌皇族事务，大司农掌财政，少府掌皇室财政。这种分工明确的官僚体系，为后世各朝所沿袭和改造。

汉代的选官制度经历了从察举制到考试制的演变。察举制由地方长官推荐人才到中央任职，强调德行和才能。到了汉武帝时期，察举逐渐制度化，形成了"举孝廉""举秀才"等固定科目。东汉以后，考试的因素逐渐增加，为后来的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钱穆认为，汉代选官制度体现了"尚贤"的精神，是一种相对开放的政治参与方式。

在地方治理方面，汉代实行郡国并行制。郡县是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行政单位，郡守由中央任命，负责地方行政。同时，汉初实行封国制，将同姓宗室分封为王，建立诸侯国。随着时间推移，诸侯国权力逐渐被削弱，郡县制成为主导。钱穆指出，汉代地方治理的一个特点是太守权力较大，拥有较为完整的行政、财政和军事权限，能够因地制宜地处理地方事务，这是汉代政治较为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代的赋税制度以田租和口赋为主。田租是对土地征收的实物税，口赋是按人头征收的货币税。汉初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田租税率很低，甚至一度全免，这为"文景之治"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兵役方面，汉代实行征兵制，成年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但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不公，贫富差异明显。

钱穆特别强调，汉代政治制度中最值得肯定的是相权对皇权的制约。丞相作为政府首脑，有权参与重大决策，甚至可以在某些情况下驳回皇帝的旨意。这种制度安排使得汉代的政治并非简单的君主独裁，而是一种有限度的君主制，其中包含了相当多的理性成分和制度智慧。

唐代的科举与三省六部

唐代的政治制度在汉代基础上有了重大发展，其核心成就是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和科举制度的完善。钱穆认为，唐代的制度设计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最高水平，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

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者分工协作，相互制约。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是决策的核心机构。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有权驳回不合理的决策，相当于一个立法审查机关。尚书省则负责执行，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管各项具体行政事务。这种"决策-审核-执行"三分立的制度设计，有效防止了权力的滥用，提高了行政效率。钱穆指出，三省六部制的核心精神是"分权制衡"，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最接近现代分权理念的制度安排。

唐代的宰相制度与汉代有所不同。唐代不设单一宰相，而是以三省长官共同组成宰相集团，实行集体领导。这种制度设计避免了相权过于集中，同时也使得决策更加审慎周全。唐太宗时期，宰相集团中人才济济，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名臣各展所长，共同缔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科举制度在唐代得到了系统化发展。唐代科举设有进士、明经、明法、明算等科目，其中进士科最为重要。考试内容包括诗赋、策论等，重点考察应试者的文学才华和政治见解。科举制度的最大意义在于打破了门阀垄断，使得寒门子弟也有机会通过读书进入仕途，实现了政治参与的相对公平。钱穆认为，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最具进步性的制度之一，它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维护了政治体制的开放性和活力。

唐代的监察制度以御史台为核心。御史台负责监察百官，纠劾不法，是维护政治清明的重要力量。唐代的御史拥有独立弹劾权，甚至可以弹劾宰相和皇亲国戚。这种监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僚腐败，维护了政治秩序。

唐代的府兵制是兵役制度的一大创新。府兵制将军队编为若干府，每府有固定的兵员和编制。府兵平时务农，战时出征，兵农合一，既减轻了财政负担，又保证了兵源的稳定。钱穆指出，府兵制是唐代军事力量的重要基础，也是"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军事保障。然而，到了唐玄宗时期，府兵制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这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

唐代地方行政实行道州县三级制。"道"最初是监察区，后来逐渐演变为行政区。州是中级行政区，由刺史管理。县是最基层的行政区，由县令管理。唐代地方治理的一个特点是刺史权力较大，但受到中央的有效监督。钱穆认为，唐代地方治理的成功在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平衡——中央有足够的权威，地方有足够的自主性，这是唐代政治制度最为成功的设计之一。

宋代的中央集权与文官政治

宋代的政治制度以"强干弱枝"为核心特征，中央集权程度远超前代。钱穆认为，宋代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防止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历史重演，但其过度集权的倾向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宋代中央政府的组织以"二府三司"为骨架。二府指中书门下（政事堂）和枢密院，前者掌行政，后者掌军事。三司指盐铁、度支、户部三司，分管财政。与唐代三省制相比，宋代相权被明显削弱——宰相失去了对军事和财政的直接控制，权力被分散到多个机构。钱穆指出，这种制度设计虽然防止了权臣专权，但也导致了行政效率低下和决策迟缓。

宋代最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是文官政治的确立。宋太祖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将的兵权，确立了"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武将地位大幅下降，文官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科举制度在宋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完善程度，考试内容和形式更加规范化，录取人数大幅增加，真正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理想。钱穆认为，宋代文官政治的积极意义在于它造就了一个以读书人为核心的政治精英阶层，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和学术的发展。但同时，过度重文轻武也导致了军事力量的衰弱，这是宋代屡遭外患的重要原因。

宋代的地方治理是钱穆重点批评的领域。为了防止藩镇割据，宋代将地方权力分割得极为细碎。转运使掌财政，提点刑狱掌司法，提举常平掌经济，各路长官互不统属，都直接向中央负责。这种制度设计确实有效防止了地方割据，但代价是地方治理能力的严重削弱。钱穆尖锐地指出，宋代地方"有官而无政"，地方长官权力极小，难以有效处理地方事务，这种制度缺陷一直影响到后世。

宋代财政制度面临巨大压力。一方面，官僚机构膨胀，军费开支巨大。宋代军队数量庞大，但战斗力低下，形成了"积弱"的局面。另一方面，对辽、西夏、金的岁币支出沉重，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困难。王安石变法试图通过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等新法来增加财政收入、减轻百姓负担。钱穆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较为复杂：他肯定了变法的目标和王安石的个人品格，但也指出变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操之过急、用人不当等问题，最终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宋代的科举制度虽然促进了社会流动，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科举考试日益以诗赋和经义为主，越来越脱离实际政治需求。读书人埋头于经义注疏和诗词歌赋，缺乏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钱穆认为，这种现象在宋代已初露端倪，到明代发展为八股取士的极端形式，对政治人才的质量造成了严重损害。

宋代军事制度的缺陷尤为突出。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宋代实行"更戍法"，将领频繁调动，兵将不相习。军队训练不足，指挥体系混乱。对外战争中，宋代始终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无法有效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北宋灭亡于金，南宋偏安于临安，军事上的失败成为宋代政治最沉痛的教训。钱穆认为，宋代军事的失败并非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过度防范武将、以文制武的政策从根本上削弱了国家的防御能力。

明代的废相与专制高峰

明代是中国专制政治走向极端的时代。钱穆认为，明代政治制度的最大变化是宰相制度的废除，这一变革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胡惟庸案为由，一举废除了延续千年的宰相制度。此后，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没有任何中间机构。钱穆对此给予了严厉批评：宰相的废除意味着政府失去了首脑，皇帝不得不亲自处理一切政务。然而皇帝的精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有效管理庞大的帝国。于是，皇帝不得不依靠宦官和后来的内阁来协助理政，这反而导致了更加严重的政治问题。

明代内阁制度是在废相之后逐渐形成的。内阁大学士最初只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后来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决策参与者。但内阁大学士的权力来源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信任，没有制度化的保障。内阁与宰相的根本区别在于：宰相是制度化的政府首脑，拥有法定权力；内阁大学士则只是皇帝的私人顾问，权力大小全凭皇帝的好恶。钱穆指出，这种制度安排使得明代政治极度不稳定——明君在位时内阁尚能发挥作用，庸君或幼君在位时则宦官专权，政治一片混乱。

明代宦官干政是中国政治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的设立，使得政治监控和迫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宦官掌握厂卫，可以任意逮捕、审讯甚至处决官员，完全不受法律约束。钱穆认为，宦官之祸的根源不在于宦官个人的品德，而在于制度——废相之后，皇帝需要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代理人，宦官恰好满足这个条件。这种制度性的缺陷使得明代政治反复陷入宦官专权的恶性循环，从王振、汪直到刘瑾、魏忠贤，宦官之祸贯穿整个明代。

明代科举制度演变为八股取士。八股文有严格的格式要求，考生必须按照固定的套路答题，内容限于四书五经，不得自由发挥。钱穆对此深恶痛绝：八股取士不仅扼杀了思想自由，也使得科举选拔的人才完全脱离实际，只会空谈性理，毫无理政能力。他认为，八股取士是明代政治腐败和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代赋税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一条鞭法"的推行。张居正改革时期，将各项赋税合并为一条，按土地面积征收银两。这一改革简化了税制，减少了中间环节的盘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财政状况。钱穆肯定了张居正的改革勇气和成效，但也指出改革的成果未能持久——张居正死后，新政被废除，明代财政状况再度恶化。

明代中后期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万历年间的矿税之祸、辽东战事的巨大军费、皇室奢侈无度的开支，使得国库日益空虚。为了弥补赤字，朝廷不断加征赋税，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钱穆认为，明代财政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废相之后，政治缺乏有效的决策和制衡机制，皇帝的个人好恶直接决定国家政策，这是制度性的致命缺陷。

钱穆对明代政治的总体评价是极为负面的。他认为，明代的制度设计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走向了极端：皇权极端集中、监察极端严酷、思想极端禁锢、社会极端封闭。这些制度缺陷的累积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也为清代的政治走向埋下了伏笔。

清代的部族统治与近代转型

清代的政治制度有其独特的性质——它既是中国传统帝制的延续，又带有鲜明的部族统治特征。钱穆认为，清代是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最后一个王朝，其制度设计既有继承前代的一面，也有因满族统治的特殊性而产生的变化。

清代中央政府的组织以军机处为核心。军机处设立于雍正年间，最初是为了处理西北军务而设立的临时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事实上的最高决策机关。军机大臣由皇帝直接任命，权力完全来源于皇帝的信任。钱穆指出，军机处的设立进一步削弱了正式的政府机构——内阁和六部被边缘化，权力集中于皇帝及其亲信手中。这种制度安排使得清代的皇权专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清代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部族特权的存在。满族作为统治民族，在政治、军事、法律等方面享有特权。八旗制度是满族统治的基础，八旗官兵构成了清朝的核心军事力量。在官员任用上，清代实行"满汉双轨制"，重要职位往往由满人担任，汉人受到系统性歧视。钱穆对此有尖锐的批评：部族政权从根本上违背了中国传统政治中"天下为公"的理念，它将政权视为一个民族的私有物，这在道德和政治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清代的科举制度在形式上继承了明代的八股取士，但在内容上有所调整。清代科举更加注重经世致用的内容，考试范围也有所扩大。然而，八股文的格式限制依然存在，思想的禁锢并未根本解除。清代通过科举制度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使其成为维护统治的重要力量。钱穆认为，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满汉矛盾，但也使得汉族知识分子丧失了批判精神，沦为政权的附庸。

清代地方行政制度以督抚制为核心。总督和巡抚是省级最高长官，拥有较大的行政、军事和财政权力。与明代相比，清代地方长官的权力有所增强，但依然受到中央的严密监控。钱穆指出，清代地方治理的一个特点是"内外相维"——中央通过奏折制度、密折制度等手段，对地方进行全方位的信息掌控。这种制度在康雍乾时期运转良好，但到了晚清，随着中央权威的衰落，督抚权力急剧膨胀，最终形成了地方割据的局面。

清代经济在康雍乾三朝达到了鼎盛。人口从清初的一亿多增长到乾隆末年的三亿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长足发展。钱穆认为，清代经济繁荣的原因包括长期和平、赋税制度的改革（如"摊丁入亩"）、以及对商业的相对宽容态度。然而，这种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深刻的问题——人口增长远超经济发展速度，导致人均生活水平实际上在下降。同时，清代的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传统农业经济的基础之上，缺乏向近代工业经济转型的动力和能力。

清代晚期的政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鸦片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清朝军事和制度的落后，太平天国运动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根基，洋务运动试图通过引进西方技术来富国强兵，但受限于制度和文化因素，成效有限。甲午战争的惨败更是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钱穆认为，清代晚期的困境并非单纯的技术落后，而是传统政治制度在面对近代化挑战时的全面失效。专制制度缺乏自我革新的能力，无法适应近代世界的剧变，这是清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钱穆对清代政治的总结性评价是：清代是中国传统帝制的终结，其制度设计将皇权专制推向了极致，但也因此丧失了应对近代化挑战的能力。部族统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政权的稳定，但从根本上违背了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公共精神。清代的灭亡标志着两千多年帝制的终结，也为中国的近代转型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中国政治制度的两千年大势

在分别论述了五代的政治制度之后，钱穆在全书最后提出了对中国两千年政治制度的总体看法。他总结了几条贯穿始终的历史大趋势，这些趋势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构成了理解中国政治传统的关键线索。

第一大趋势是中央政府逐步集权，地方权力不断衰落。钱穆认为，从汉到清，中央集权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汉代地方长官尚有较大自主权，唐代开始收紧，宋代将地方权力分割得极为细碎，明代进一步强化中央控制，清代则达到了集权的极致。这种趋势的消极后果是地方治理能力的持续衰落——地方官越来越缺乏处理实际事务的权力和能力，地方政治日益凋敝。钱穆尖锐地指出，这一问题直到近代依然存在，是中国政治发展中需要认真反思的重大教训。他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论述，强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建设有效的地方政治、如何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核心课题。

第二大趋势是社会各阶层日趋平等。钱穆指出，中国传统政治中一直存在着节制资本、废除特权的思想。从汉代抑制豪强、唐代打击门阀，到宋代科举取士的广泛开放，再到明清时期社会的进一步平民化，中国社会逐步从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早已成为历史，官吏不能世袭，政权通过考试向所有人开放。钱穆认为，这种社会平等的趋势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最值得肯定的方面，它使得中国在很早的时期就实现了社会阶层的相对流动，避免了欧洲式的长期封建等级制度。

第三大趋势是皇权日益膨胀，相权日益萎缩。钱穆将这一趋势视为中国政治制度演变中最令人忧虑的一条线索。汉代宰相权力最大，唐代有所削弱但仍有制度保障，宋代相权被进一步分散，明代直接废除了宰相，清代则以军机处取代正式政府机构。这一趋势的结果是政治决策越来越依赖于皇帝个人的能力和品德，制度化的理性决策机制被彻底破坏。钱穆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政治走向衰败的核心原因，也是理解中国近代政治困境的关键。

钱穆在全书最后强调，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鉴往知来"。他反对以简单化的"专制"标签来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政治，主张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审视历史，既要看到其中的流弊，也要看到其中的智慧。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中有许多值得珍视的制度和理念——如选贤任能的科举制度、分权制衡的三省六部制、以及追求社会平等的政治理想。这些传统资源，对于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他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深刻教训——中央集权过度导致的地方衰落、皇权膨胀导致的制度失衡、以及思想禁锢导致的创新乏力。这些教训，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同样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